中医消灭中医的两个文化问题(黄开泰)
中医思维的逻辑运算子是中医的概念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概念占有一定的理论位置,在自己的位置上,和其它概念发生联系。四诊的症状不能和“辨症求机”的证候相混淆,“辨症求机”的证候不能和四诊的症状相混淆,四诊和“辨症求机”的前后关系更不能颠倒,四诊在前“辨症求机”在后,思维才有条理性。临床的具体思维和书面的理论位置,作为概念都不能颠倒、错乱,颠倒、错乱就失去条理性,不仅导致临床思维混乱,还会造成学术研究混乱。这本来是无须多说的文化常识,但因为证概念研究,中医不知道如何理解证了,五花八门的证概念搅乱了中医理论和临床思维。
“理”的思维开始于四诊,结束于证候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四诊之思运用的概念,多属于症状,是疾病现象的症状确认,如头痛、发热、恶寒,脉浮、舌质红、苔薄白,血脂、血糖、血压等等;“辨症求机”思维运用的概念,多反映本质,如寒热虚实之病性,五藏表里之病位,六淫七情之病邪等等。从疾病现象的症状到病机本质,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用病机十九条的“诸**皆属于*”和“谨守病机,各司其属”条理化,确立了症状→病机的逻辑规范。
立足“知犯何逆”的“辨”的思维,感官感知的症状在“辨”之前,主观判断的证候在“辨”之后,“辨”的思维将症状和证候联系起来,形成了前是症状后是证候的条理性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中医临床思维条理性,以“辨”为联系,症状为“辨”的对象,证候为“辨”的结果。证候在“辨”的思维中,处于“理”的末端,症状则处于“理”的前端,从症状的四诊之“理”到证候病机的本质之“理”,“辨”起着关键的作用。
进一步讲,四诊有四诊的条理性,“辨症求机”有“辨症求机”的条理性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四诊的条理性,是望而后闻,闻而后问,问而后切。病人走进诊室,医生首先是眼睛看病人,后闻病人散发出来的气,听病人说话咳喘之声,再问病情,然后切脉、触肌肤、按压胸腹等。眼之望,有体态、神色、动作、毛发、皮肤等;鼻之闻,有体气、口气,耳朵之闻,有话语、咳声、呼吸声;口之问,问病人尚未叙述的病情,除了“一问寒热二问汗,三问头身四问便”等十问之外,还应该问病人的生活习惯、民族地域、睡眠精神、工作情感等等;手之切,有舌苔之润燥,胸腹之痞满,肌肉之丰满,疼痛之增减等等,主要在切脉,如寸、关、尺之定脉位,轻、中、重之定浮沉,洪、滑、濡之定脉势,弦、实、芤之定脉形,紧、细、微之定脉力,数、迟、缓之定脉数。
四诊在临床不可能分得很清楚,望的同时也会闻,问的同时也可以望,切的同时还可以问,但切脉不能三心二意,望闻问切不可偏废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切诊内容很多,现在临床中医,基本上只切脉了,有的还不四诊合参,“不要病家开口,便知病情根源”,使许多病人产生误解,看中医把手一伸,闭口不谈病情。这是《素问·徵四失论》早已批评过的临床过失:“诊病不问其始,忧患饮食之失节,起居之过度,或伤于毒,不先言此,卒持寸口,何病能中,妄言作名,为粗所穷,此治之四失也。”
“辨症求机”在思维的条理性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思维内在于医生的大脑,不同知识结构,形成不同的条理性思维。“辨症求机”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,参与逻辑思维的概念是中医的概念,以病机逻辑为规范,统一于阴阳神气观,其思维目的在于把握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的内在病机本质,为论治提供依据。中医的病机理论有四大层次和六大要素。四大层次是理论基础、基本病机、病病机和证候病机(黄开泰.论病机层次和要素[J].河南中医,2004,24(3):12~13),条理性体现为,先掌握理论,明确基本病机,懂得疾病的病种区别,然后才是证候病机。六大要素,包括病性、病邪、病位和病种、病形、病势,是条理性思维的具体内容,不同病机层次,病机要素不同,基本病机要素最少,病病机的病机要素量多于基本病机,证候病机处于病机理论的最底层,内涵的病机要素最多,和活生生的人联系最直接。
用“辨病论治”取代辨证论治,把西医形态学诊断的“病”作为中医的治疗目标,不只是文化无知的表现,而且反映了消灭中医的文化企图膀胱气化不利中药方剂。“辨症求机”的临床思维,中医理论是基础,有了中医理论才有中医思维,有了中医思维才有中医的临床实践,因此,中医复兴、中医存亡,归结起来就看临床思维是不是中医理论的思维,没有中医理论的思维,空喊振兴毫无益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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