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只知道在中国有许多的高血压的患者，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高血压患者。“中国的高血压治疗已经失去了眼睛和耳朵。”在高血压研究所成立周年的喜庆日子上，该所的创始人之一、医院终身教授却感到有些遗憾，高龄的他告诉记者：“我年龄大了，但我还是非常急切地想看到第三次全国性血压普查的到来。”教授曾经撰文：“近几年，我国高血压患病率迅猛增长的势头依然继续，为了揭示高血压发生发展的新动向，提供部署防治研究战略的新依据，现在又过了数年，第三次全国性血压普查再不能延迟了。”距离此文发表又过了几年，第三次普查仍然杳无音讯，人们对第三次的普查充满了期待。

关于中国高血压患者的具体情况，专家所知道的数据都是数年前。在庆典上，医院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我国高血压防治的情况，可他拿出的数据比较，依然是前两次血压普查留下的。他说：“之后的调查都是零星的，断裂的。”普查数据是我们掌握‘敌情’最好的武器，是制订高血压防治战略、策略关键的依据，没有这些数字，其他手段都是‘空中楼阁’。教授回忆了前两次普查给高血压研究带来的突破。尤其是第二次普查出结果的时候，他惊奇地发现，改革开放造成的社会变迁，使得高血压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：第一次普查时，该地区的高血压病人很少，可第二次普查却发现，病人多了许多；第一次普查农村地区，高血压病人极少，可过了数年，农村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病人。“这些数字和变化，给我们制订疾病的干预政策指明了方向。”前几次都针对调查的数据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

那么，为什么关于高血压的普查迟迟未能进行？教授直言道：“大家都去研究分子了，病人自然会遭到冷遇。”对此很是痛心，他说：“连临床医生们都去做分子研究了，临床病人的问题还怎么管呢？”他认为，近十几年来，高血压的治疗学研究已经停滞不前，不仅国内如此，国外也是这样。大量医学科学人员的视线被药物研究所吸引，而与疾病有关的社会因素研究却被忽视。“研究药物的最终结果就是，病人越治越多！”教授说，“高血压是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的疾病，必须要有整体防治的理念，我们要干预决不能仅仅从药物控制上着手，而是要从社会、心理等多种因素去介入。”专家一直认为，这是一场战役，而如今，疾病的赢面更大。中国医生要立足自身来探索发展之路，不能一味地跟着国外走。而让医生们发展的土壤，就是中国自己的病人资料。“我们要辩证地与国外接轨，接轨并不是放弃自己。”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的同时，要结合中国病人的情况。